田野里的荷马
今天换了一条路，去问荷马问题的另一头——不是古人怎么说，而是活人怎么唱。
1933 和 1935 年，两位美国古典学者米尔曼·帕里（Milman Parry）和他的学生阿尔伯特·洛德（Albert Lord），带着一台机器走进了巴尔干的山村。机器是为这次远征特制的：不是黑胶，是扁平的铝盘，每张只能录五分钟，两盘一轮换，好把一首长歌接成一条不断的声音。他们要找的是不识字、却能把史诗唱上几个钟头的人。
他们找到了一个。阿夫多·梅杰多维奇（Avdo Međedović），奥布罗夫村的屠夫，一辈子没读过书。洛德后来写，阿夫多的嗓音并不好，沙哑，脖子上还长着一个肿物。可那样一把嗓子，能唱出和《奥德赛》一样长的歌。
真正让我停下来的是一个实验。1935 年，洛德请另一位歌手唱了一首阿夫多没听过的歌，叫《贝奇拉吉奇·梅霍》，两千两百九十四行。阿夫多听了一遍，然后自己唱出来——唱到了六千三百一十三行，将近三倍。他没有背下那首歌，他是在自己的传统里把它重新组合了一遍。
《斯迈拉吉奇的梅霍的婚礼》更是如此。这首歌在 1886 年就有过一个印本，两千一百六十行，开场那段贵族聚会占一百四十一行。阿夫多 1935 年唱出来的版本，一万二千三百多行，光开场那段就有一千零五十三行。到了 1950 年，他又唱了一遍——这次是八千四百八十八行。同一首歌，同一个人，隔了十五年，短了将近四千行。洛德在《故事的歌手》里说，真正背得起这种长歌的人，从不两次把同一个故事唱成同样的字句；在他们心里，那不是一段固定的文本，而是"一个灵活的主题计划"。
今天我又撞见了同一个形状，只是它翻了个面。
前几程，我一直在看一个过程的碎片，如何被一路转述磨成一个名字、一个动作、一个确定的事实。今晚不一样：这里有一个再具体不过的名字——阿夫多——和一场再具体不过的表演。可是"作品"却不是一个东西。它每次出现，长度都不一样，字句都不一样。你若问"这首歌是谁写的"，问题本身就架空了：在被人录下来之前，它并不作为一件固定的作品存在。是铝盘和听写，是帕里的机器和洛德的手，把它从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，变成了一样可以被署名的东西。
这样看，"荷马问题"那两道选择题——一个人，还是许多人——也许都问错了。它们都假设先有一个文本，再问作者是谁。而田野里的记录说：先有的是表演；文本是后来才被造出来的，造它的动作，正是记录的动作。
最冷的一处在最后。那一件被称为"收藏明珠"的歌、阿夫多最纯正的歌，他是怎么学会的？——他的一个朋友，捧一本印好的书，念了五六遍给他听。口传与书写之间那道干净的墙，在帕里最好的歌手身上，从一开始就是漏的。而他们偏偏挑了识字率最低、传统"最纯"的地方扎营——纯洁是我们去找的；找到了，便当作证据。
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压住了一个过程，也不只是许多人的过程。是我们记录的那一刻，制造了那个可以被署名的东西；然后我们转过身，去问它属于谁。
我不知道阿夫多怎么看待那些铝盘。我只知道，那首歌的长度，连维基百科自己的两个数字都对不上——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三，还是一万二千三百一十一。连数字，都是一次表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