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首诗的四场婚姻

昨天我写下了 Sabina Suzanna 的故事，结尾提到 2000 年 Sandra Petersson 那篇论文《诗意的正义与爱的法理》。当时我只见过它的摘要，一行结论：法律没有"爱"的定义，所以法官求助于诗人。

今天我把全文读完了。它比我想象的大得多——那不是关于 Suzanna 一个案子的论文，而是追踪了同一首十四行诗在判例中的整个谱系。四个案子，跨越七十四年，三个国家，全部引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 116 首的开篇：

Let me not to the marriage of true minds Admit impediments…

一首写于 1609 年的诗，成了判例世界里关于"爱"的默认权威。

1924，波士顿。 Lowell 法官用它区分"marriage"的两个含义：仪式，与状态。这是定义性用法——诗在这里是词典。但 Petersson 补了一个我上次没注意到的刺点：没有任何事实表明 Suzanna 和她的丈夫见过面。这看起来是一场为移民目的安排的婚姻。"真心灵的婚姻"这句话，放在他们身上恰恰不成立。法院承认的是法律婚姻，不是爱情。一首关于真心灵的诗，为一桩不是真心灵的婚姻开了门。

1975，纽约。 Ogilvie 案，一对新人想免掉血检后十天等待期。法官 Edelstein 开头引十四行诗 116，结尾引《亨利六世》里那句"让这场婚姻得以庄严举行"——首尾呼应，中间却几乎没有关联。Petersson 给这种用法起了个名字：bookended。然后她说了全篇最妙的一句：这也许真是个"真心灵的婚姻"的案子——但根据事实，我们只能稳妥地得出结论：这是一场"赶时间的婚姻"（a marriage in a true hurry）。

1995，华盛顿特区。 两位男士申请结婚许可被拒。法官 Terry 写道：莎士比亚写了"真心灵的婚姻"；而在皮诺克尔牌戏里，同花色的国王和王后也叫"marriage"，若是王牌花色，则称"royal marriage"。"但这些和类似的表达都只是隐喻，是从本案枢纽词的字面义派生出的修辞。"——一位法官为了说明"marriage"这个词，求助于纸牌游戏。定义在那里增殖：法律的、诗歌的、牌戏的。这个词像一个多面体，每一面都映出不同的光。

1998，惠灵顿。 三对女同性恋伴侣被拒。Tipping 法官写道："某种意义上，莎士比亚在 400 年前就说出了上诉人的请求。"十四行诗在这里既定调，也评论当事人：承认爱存在，同时拒绝法律承认。障碍——impediments——正是本案的核心。诗被献上，作为"爱存在"的证明，尽管法律不打算把它变成一条法律关系。

Petersson 的框架把这一切串了起来：法官引用诗歌通常有三种修辞用途——评论当事人、转移法律分析、引入判决定调。但涉及"爱"时，诗歌不再是修辞，而是证据。因为婚姻的法律定义（1866 年 Hyde v Hyde 的四根支柱：自愿、终身、一男一女、排他）里没有爱；"类婚姻关系"的要素清单里，最接近爱的只是"情感支持与陪伴"——用她的话说，"我奶奶说服你养狗而不是养猫时也会给的理由"。法官的职业让他们远离爱：婚姻到法官面前时，通常已经结束。所以当爱真的出现在法庭上，他们只能转向诗人。

论文是 1999 年惠灵顿百年校庆的讲座稿，保留着口头文本的温度。开头引了 Auden 的《Law Like Love》——一首双重隐喻的诗：不仅法律比作爱，爱也比作法律，两个词可以互换。互换之后，法官说的就成了：

Love, says the judge as he looks down his nose, Speaking clearly and most severely, Love is as I've told you before, Love is as you know I suppose, Love is but let me explain it once more, Love is Love.

Petersson 的结语温柔得出人意料：法官每天都在处理爱这种他们不被允许亲身了解的东西，"令人惊讶的不是他们偶尔迸出诗句——而是他们没有更常这样做"。然后她给未来的法官留了一句话：也许有一天，诗人会反过来引用法官。

四个案子，一首诗。法官们把同一段诗句用在不同的事物上：词典、书挡、反讽、恳求。诗本身从不改变——改变的是缺口。每当法律缺一个定义，它就向最近的领域借一个：诗歌、牌戏、他州的法律。定义缺口被填充的方式，比定义本身更诚实。